岩仓具视一行刚返回日本，就面临着对地租改革不满和感到不平的武士挑起的混乱。这再次肯定了他们的结论：任何关于政治、经济变革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都必须等到统治权进一步巩固和革命时期结束后才能去实践。与此同时，明治领导人也可以通过推广西方的思维方法和引进物质文化的范例来促进文明开化，例如，在岩仓使节团回到东京之前，政府就决定制定近代学制。1872年8月颁布的《学制令》，把全国划分为大学、中学和小学区，并要求全体儿童从6岁开始必须接受四年义务教育。新学制不再像德川时期的学校那样强调儒家道德，而是代之以强调实用的文理学科、自我修养和个体发展的课程。因此，在截至1875年已经开办的数千所小学里，学生们不仅学习基础的读写和算术，也学习西方历史、地理和科学作品的译著。
比新的教育理念更为切实可见的，是明治政府鼓励推行的西式的服装、食物和建筑。军方为通过征兵建立的新军队配备了西式制服，皇帝及其官吏在公开典礼上开始改穿西服。不久，城市里的许多普通日本人也开始偏爱西服，虽然有些人想出了古怪的混合穿法，比如在长裤外穿和服。黑折伞、钻戒、金表作为开化、进步的通俗标记而变得惹人注目。城市里自命为时尚的人认为吃牛肉，喝啤酒、咖啡很时髦。
新政权大兴土木，日本城市的外观作为追求文明开化的活力、决心和乐观的象征，由此也开始改变了。在大阪，明治政府聘请英国工程师兼建筑师托马斯·詹姆士·沃特斯设计了国家铸币厂。该厂于1871年竣工，包括长而低矮的厂房、厂长住宅以及会客用的亭子。虽然并不是所有评论家都对铸币厂正面中心比例略显失调的门廊加以称道，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对希腊建筑拙劣的模仿；但是，该厂的建筑的确突出了象征财力、稳定和永恒的形象，而这些正是新政府想要宣扬的特质。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在日本的松本和其他许多地方都建造了使人难忘的学校，它们通常都是两层楼的建筑，有精致的门廊、华丽的大门和宏伟的圆顶。一位热情的年轻学生惊叹：“它很新，一开始就是作为学校来建的。它有两层，四周都是窗户，这使得房间显得明亮耀眼。操场和校名刻在其柱子上的难忘的黑色大门，还有旗杆，它看上去就像个学校。”
政府为东京人民重建了银座。这本是一个位于大商业中心日本桥南部，云集了各色工匠的简陋店铺的地方。1872年的大火焚毁了这个地区，明治政府委任沃特斯用红砖重建了整个地区。三年后重建工程竣工时，银座出现了近1000座西化的红砖建筑物，而且街道都由煤气灯照明。后来，银座成为在文明开化鼓舞下成立的企业的大本营：首家著名的西方化妆品制造商资生堂，就是在那场大火之后从银座的一个药房起家；而年轻的服部金太郎于1881年在银座的中心成立了“精工钟表店”，并建造了一座钟塔。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座钟塔一直是该地区的标志性建筑。
在离银座不远的地方，政府还为自己兴建了“鹿鸣馆”。“鹿鸣”二字取自中国古诗，表示欢迎嘉宾参加欢宴。然而鹿鸣馆决非传统建筑，在政府高官井上馨的构想之下，鹿鸣馆成了一座按华丽的意大利风格建成的两层砖楼。馆里有供阅读、就餐、听音乐和打台球用的房间，因此成了东京精英分子的社交中心。在那里，富裕而开放的日本人可以和有影响的外国权贵混在一起。宽敞的舞厅也是鹿鸣馆的特色。当周日夜晚的舞会成为社交活动中的固定节目时，“鹿鸣馆”这个词便转变成了社交狂欢和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流行的“西化”的同义词。
“目前大量的欧洲风俗源源而来，”1874年一位有影响的官员这样写道，“恰似瓶子倾倒。服装、饮食、房屋、法律、政府、风俗，甚至各种手工艺和学术研究，如今无不来自西洋。”在19世纪70年代的那十年里，即人民不得不决定是反对羽翼未丰的政权，还是支持年轻的明治领导人的“革命时期”，“西化”风刮得最猛烈。自然也有些人排斥对文明开化夸大了的激情，比如，漫画家和讽刺诗文作者用漫画讽刺穿西服的人，或者通过编写通俗小曲来表示他们与这种热潮的疏离。有一首小曲这样说：“拍一拍刚理了西式发型的脑袋瓜，它会发出回音道：‘文明开化’。”而且，因为害怕漫无边际的“西化”会危及武士阶层的未来，1873年西乡隆盛和江藤新平决定离开政府，并领导了反政府的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