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和教育家
许多民间的日本人也像明治的领导阶层一样，决心向外部世界学习，把现代化的益处带给日本。1864年起航去美国的新岛襄，1870年从安麦斯特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从西方高等教育机构获得学位的日本人。新岛襄皈依了基督教，后来又继续在安多味神学院接受神学培训，为岩仓使节团充当翻译。新岛襄于1874年回国，一年后，他成功地获得了木户孝允和其他明治领导人的许可，在东京成立了一所基督教学校。这所学校名为“同志社”，1875年11月（公历）开始运作。一开始只有8名学生，但很快就吸引了大批年轻人，他们都同意新岛襄的观点，即西化、文明和基督教三位一体，不可分割，为日本将来进步所必需。“自由的精神、科学的发展、基督教的道德诞生了欧洲文明，”新岛襄曾经这样指出，“因此我们无法相信日本能获致这种文明，除非教育奠定在相同的基础之上。”
其他知识分子把翻译作为传播“文明开化”理想的方法。19世纪70年代，穆勒、边沁、斯宾塞、托克维尔、基佐和卢梭等关于公民自由、天赋人权、功利主义和理性实证主义的著作的日文译本开始出现。或许“文明开化”时期最有影响的外国著作是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助论》（日文译名为《西国立志篇》）。据说该书卖出了100多万册，是在英美两国销售量的4倍。在伦敦逗留期间熟悉了斯迈尔斯的励志性著作的中村正直，不拘泥于原文，在翻译这本书时，甚至完全重写了某些部分。这本最畅销的译著含蓄地谴责了德川时期的身份等级制度，盛赞斯迈尔斯“在世间争取成功向上”的观念。在整本书中，中村正直都强调这一要点：为了向前发展，使日本成为强国，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工作，发挥自己的才干。整整一代明治时期的年轻人都从中村正直翻译的斯迈尔斯著作开篇的几句话中受到过启发：“谚曰‘自助者，天助之’，是明明白白的道理，能被经验所证实。人事的成败尽在于此。从广义上说，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自助’时，这个国家就会充满活力，意志坚强。
19世纪70年代最杰出、最不知疲倦的西方知识传播者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出身九州中津藩一个贫穷的武士家庭，从青年时期就蔑视德川时期身份次序的“狭隘的僵化”。为了逃脱命运的安排，1854年他先到长崎，然后又到大阪学习荷兰语和西方科学。四年后他旅行到江户，结果沮丧地发现国际社会的通用语言是英语，而不是荷兰语。福泽谕吉不畏艰难，又把孜孜不倦的热情转向英语学习。1860年他作为日本第一个赴美使团的翻译登上了“咸临丸”号。两年后他和其他幕府使团一起前往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俄国，所到之处尽其所能地汲取西方文明。
这些考察使福泽谕吉得出了和其他启蒙人物一致的结论。他断定，日本是虚弱落后的，因为日本的传统文化没有产生出对科学的好奇心和自力更生的独立性，以及成为西方民族特点的肯定个人成就的风气。为了在日本传播他所尊崇的西方价值观，福泽谕吉成了一名教育家、政论家和作家。1868年，福泽谕吉把他十年前办于江户的一所兰学学校命名为庆应义塾（1910年开始称庆应大学），使它成为培养对西学感兴趣的年轻人的中心之一。六年后的1874年2月（公历），福泽谕吉和中村正直一起成为“明六社”的创始人。该社的宗旨是通过公开的讲演和《明六杂志》的发行，“促进文明与开化”。《明六杂志》后来成为介绍新思想的重要媒介，涉及各种不同的主题，例如伦理学和宗教、政治和政府的本质、国际关系和对外贸易、妇女的位置和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等等。后来，福泽谕吉开始发行他自己的杂志，1882年又创办了日本最早的报纸之一。
福泽谕吉卷帙繁多、文字透彻的著作——现代版的全集共有22卷，囊括了启蒙思想对日本过去的消极面和恰似闪亮航标的西方文化的全部述评。他的《劝学篇》（1872～1876）包含了对日本的尖锐批评：“如果我们比较日本人和西方人在文学、技术、商业或工业方面的知识，事无巨细，我们无一能胜过他人。除了世上最愚蠢的人之外，无人会说我们的知识或商业与西方国家同等。谁能拿我们的手车与他们的机车，或我们的刀剑与他们的手枪相较？以日本目前的情形和西方相比，我们无以为傲。日本唯一可以自豪的是它的风景。”
依照福泽谕吉的说法，为了改变落后面貌，日本人必须照搬使西方得以发展的文化上的那套做法。福泽谕吉在其广为诵读的多卷本著作《西洋事情》（1867～1870）中，新造了“文明开化”这个词语。他写道：“考察历史，我们发现生活一直黑暗闭塞，但它朝着文明开化的方向前进。”在同一卷册中，这位年轻的西化论者还向读者提供了他希望日本效仿的一些国外机构，如学校、医院、报社、图书馆、博物馆、济贫院和孤儿院的信息。不过福泽谕吉不仅仅向人们介绍西方伟大的外在表现，还号召日本人抓住西方的文化精髓。1872年，他写下这样一段话：“学校、工业和海陆军不过是文明的外部形态，并不难以产生，所需的一切无非是钱。然而还存在一种无形之物，看不见、听不到，无法买卖、难以借贷。它遍及整个国家，影响力强大。如果没有它，学校或其他外部形态将毫无用处。这一极其重要之物，我们必须名之为‘文明的精神’。”
对“文明的精神”的观察使福泽谕吉开出了最后的“药方”：日本需要一种不受过去束缚，敞开胸怀重新认识自我和社会的新公民。“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他在《劝学篇》中开宗明义地说。每个个体都不再受传统身份制的限制，可以凭借努力工作、勇气、勤奋和毅力自由发展。在福泽谕吉、中村正直和斯迈尔斯看来，追求成功的个人主义是文明开化的真正源泉，只有有抱负和才干的人才能创造一个安全、强大、繁荣的国家。
促进文明开化
1873年，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和岩仓具视使节团的其他成员回到日本。他们对于国外的见闻确信无疑，同时也受到国内高涨的文明开化浪潮的鼓舞，开始致力于“富国强兵”。尽管如此，他们也意识到，他们不能冒冒失失地发动复杂的改革，为了理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中的种种关系，他们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此外，西方也没有提供现代化的单一蓝图，而是有许多可以效仿和从中获得启示的榜样，因此他们不得不仔细研究现代化的各种样板，观察哪一种最适合日本。1872年3月（公历）由使节团呈递给美国总统的天皇问候信，已经预示了多数人的意见。“我们以革故鼎新，改善现状为盼，”日本天皇信中说，“以便和最开化的国家处于相似地位。但日本的文明和制度与别国不同，不能期以即刻达到目标。我们旨在从盛行于开化国家的不同制度中选择最适合日本现状者，施用于渐进的革新和政俗的改善，以与其同等。”